作者简介：傅道彬，年生于吉林省蛟河县，历史学博士，哈尔滨师范大学教授，首都师范大学特聘教授、博士生导师。著有《中国生殖崇拜文化论》《诗外诗论笺》《晚唐钟声》《歌者的乐园》《中国文学的文化批评》等，主编有《中国古典才子佳人小说》《钱基博学术文选》《中国古典诗歌艺术精神》等。
胡适认为“公元前六世纪刚开始，中国由诗人时代发展至辩者（Sophists）时代。诗人时代和辩者时代构成了古代中国的启蒙时代。……中国的‘辩者’集团，一方面继承了诗人的传统，另一方面，又或多或少具有系统的哲学思想。”[1]依照胡适的意见，中国的启蒙时代是从诗人时代向辩者时代转化的时期，辩者时代的到来即是哲学时代的到来，而中国的哲学传统的形成是继承了传统的诗性智慧的，诗性思维深刻地影响着中国启蒙时代的中国哲学，并最终成为一条思想路线。从艺术的诗之兴到思想的“诗可以兴”的历史恰好证明了这一历史现象，孔子“诗可以兴”思想的提出就是从艺术的诗之“兴”为逻辑出发点的。从诗之“兴”到思之“兴”，反映着中国古典哲学与原始诗性文化的联系。艺术的兴不仅是一种诗歌形式和表现方法，也是延伸到思想领域，成为一种思想的联想方法。一、兴与原始诗性智慧的象征基础
古典智慧是一种诗性智慧，意大利学者维柯在《新科学》[2]中认为原始智慧是一种诗性的智慧，原始文化中的天文、地理、经济、政治、历史、伦理等等无不表现出诗性的特征。诗性智慧的实质不是抽象的概念的思维，也不是理性的逻辑推理，而是诗性的比喻与联想基础上的思想引申。在原始人类的思维中有着世代相传的“集体表象”，依照列维-布留尔《原始思维》的表述，所谓集体表象，是遗留原始人类集精神深处世代相传的尊敬、恐惧等宗教感情，在集体表象之下是没有因果律的，所有的表象之间都是“互渗的”，存在着不可争议的联系[3]。《周易》在思想传统上继承了原始诗性智慧的特征，其“立象以尽意”的表现方式就是集体表象下神秘互渗律的典型体现。值得指出的是，《周易》卦爻辞中，不仅有卦象，也有象辞。《周易》卦爻辞分为象占之辞、叙事之辞和断占之辞，叙事之辞和断占之辞常常是以象占之辞为基础生发议论兴起思想的。例如：
涂元济先生指出“《周易》卦爻辞中的象占之辞（也称设象辞、示辞）相当于《诗经》兴体诗中的兴辞（兴句、他物），叙事之辞（也称记事辞、告辞）相当于中心辞（所咏之辞）”[4]，这是富有见地的。《诗经》的兴辞与《周易》的象辞有着异曲同工的妙处，《诗经》以兴辞为基础而感物兴怀，《周易》也是以象辞为根基而叙事断占，《诗经》展开的是情感世界，《周易》引发的是思想议论，虽然两者一个引发了思想议论，一个兴起了文学情怀，其象征基础则是一致的。
兴、象一也，古人早有论证。兴辞的艺术手段里包含着象辞的诗性思维特征，在思想上与原始思想相传一脉。《周易》断占吉凶的依据常常来自于自然万物的启发，如上表所列，《乾》《坤》两卦分别写天空与大地，《乾》卦的“龙”不是图腾，而是二十八星宿的东方苍龙七星[5]，苍龙七星从地平线上跃起与达到天空的最高处，都预示着“利见大人”，乃是吉兆；而坤》卦是写大地的，看到秋天霜降（履霜）想起“坚冰至”，看到大地辽阔坦荡无垠，断占“无不利”，这是占卜的依据，也是思想的基础。上至天空大地，下至寻常事物，无不成为思想兴起的启示物。一些看似毫不关联的寻常事物，也在诗性的启示中联系在一起了。以老树长出新芽（枯杨生稊），联想到老夫娶少女为妻，断言“无不利”；以老树重新开花（枯杨生华），象征老妇人嫁了年轻丈夫，推导出“无咎无誉”。即使自然界与人类社会的些微小事，《周易》时代的人们也无不获得思想的启示，公羊冲撞藩篱（羝羊触藩），想到君子与小人的不同处世原则；而鸟儿的或是垂翼低飞（垂其左翼）或是落到陵上陆地（鸿渐于陵、陆），都与人间的远行与婚嫁联系起来。这里的所谓象辞，或是描述一种景物，或是一个事件，多是诗的语言，而由此引发的思想路线也是由艺术引发的“诗可以兴”的思想路线。
与《易经》卦爻辞的象辞与断占之辞的关系一样，《诗经》中的兴句与应句之间也存在着原始思维的互渗关联。
桃之夭夭，灼灼其华。之子于归，宜其室家。《周南·桃夭》
绵绵葛藟，在河之浒。终远兄弟，谓他人父。谓他人父，亦莫我顾。《王风·葛藟》
风雨凄凄，鸡鸣喈喈。既见君子，云胡不夷？《郑风·风雨》
交交黃鸟，止于棘。谁从穆公，子车奄息。维此奄息，百夫之特。临其穴，惴惴其慄。彼苍者天，歼我良人。如可赎兮，人百其身。《秦风·黄鸟》
凤凰于飞，翙翙其羽，亦集爰止。蔼蔼王多吉士，维君子使，媚于天子。
凤凰于飞，翙翙其羽，亦傅于天。蔼蔼王多吉人，维君子命，媚于庶人。
凤凰鸣矣，于彼高冈。梧桐生矣，于彼朝阳。菶菶萋萋，雍雍喈喈。《大雅·卷阿》
艺术的感兴同思想的联想是一致的，桃花灿烂，葛藟绵绵，风雨凄凄，黄鸟哀鸣，无不与人的情感世界渗透勾连，成为相互影响的整体，共同组成了上古人类天人合一的诗性世界。尤其是《卷阿》中凤凰的兴象，更能体现原始智慧整体的联系的浑融一体的特征。凤凰意象毛传与朱熹皆注为兴体，而凤凰作为中华民族的图腾与吉祥的象征是有着深刻的历史传统的。《尚书》记载了“笙镛以间，鸟兽跄跄。簫韶九成，凤凰来仪”②的宏大场面，凤凰就是一个翩翩起舞充满吉祥灵性的图腾形象，《山海经》里凤凰也是“有鸟焉，其状如鸡，五采而文，名曰凤皇。首文曰德翼文曰义，背文曰礼，膺文曰仁，腹文曰信。是鸟也饮食自然，自歌自舞，见则天下安宁”③的百物繁盛天下祥瑞的象征，而至《左传·庄公二十二年》祖述一个宗族的兴盛的历史凤凰也成为兴起的诗句：
凤凰于飞，和鸣锵镪。有嬀之后，将育于姜。五世其昌，并于正卿。八世之后，莫之与京。
组成《诗经》兴句的体系或是动物，或是植物，或是天象，或是地理，或烘托气氛，或营造环境，或引发情感，一些表面上看来毫无联系的事物之所以引发诗人的感慨，其本质是原始诗性智慧“互渗律”作用的结果，在现代人看来并不关联的事物，在原始智慧里却存在着深刻的思想联系。
二、春秋用诗与“诗可以兴”的思想路线
“诗可以兴”是在春秋时代礼乐文化背景下提出的。诗三百结集之后并不是文学意义上的流行，而是作为一部礼乐经典应用于邦交、祭祀、教育等广泛的社会生活。但是赋诗的原则是追求“诗以合意”④的目的，在赋诗的艺术形式下，兴起的是思想的交流。赋诗者以诗言志，暗通款曲，听诗者灵犀一点，心领神会，成为中国古典思想交流的独特景观。因此“诗可以兴”的思之兴与文学意义上的诗之兴具有不同的意义，诗之兴是文学的即兴创作，而“诗可以兴”则是一种思想上的类比引发与礼乐文化的应用原则。
对“诗可以兴”的注释有两种，一则是孔安国所谓的“引譬连类”⑤，一则是朱熹的“感发志意”⑥，虽然“诗可以兴”的这样的意义上是从文学意义的缘物起情引发而来的，但是春秋时代的引譬连类和感发志意却主要是用诗的思想原则。但是这里必须强调两点，第一，所谓“引譬连类”的“类”，不是作诗人的“类”，而是用诗人的“类”；所谓“感发志意”的“志意”，不是作诗人的“志意”，而是用诗人的“志意”。第二，“诗可以兴”是从诗出发而超越了诗的文本，超越了本事本义，而成为一条思想路线。《左传·昭公元》记：
夏四月，赵孟、叔孙、曹大夫入于郑。郑伯兼享。子皮戒赵孟，礼终，赋《瓠叶》。子皮遂戒穆叔，且之。穆叔曰：“赵孟欲一献，子其从之。”子皮曰：“敢？”穆叔曰：“夫人之所欲也，又何不敢？”及享，具五之籩豆于幕下。赵孟辞。私于子产曰：“武请于冢宰。”乃用一献。礼终乃宴。穆叔赋《鹊巢》，赵孟曰：武不堪也。”又赋《采蘩》，曰：“小国为蘩，大国省穑用之，其何实非命？”子皮赋《野有死麕》之卒章。赵赋《常棣》且曰：“吾兄弟比以安。尨也可使无吠。”叔、子皮及曹大夫兴拜。举兕爵曰：“小国赖子，知于戾矣。”饮酒乐，赵孟出曰：“吾不复此矣。”
春秋赋诗因诗起兴，赋诗一则烘托和乐气氛，一进行思想交流，而两者都反映了春秋人由诗引发义联想的思想情感模式。在哲学与诗之间不是壁不是矛盾，而是交通是融合，这正是中国与希腊不的思想道路。孔子说“兴于诗，立于礼，成于乐”⑦，所谓“兴于诗”，不仅是艺术的起点，也是思想的起，“诗可以兴”所包含的“连类譬喻”的意义，是用诗原则，更是思想的原则。这是发生在公元前的一次以诗起兴、赋诗言志的盛大礼乐活动。这一晋楚两大集团会盟之后，晋国执政赵武带领鲁国叔孙及曹大夫等出师郑国。小国仰仗大国生存，所极尽逢迎之态，而整个情感交流主要是通过赋诗首实现的。
一是赵孟赋《瓠叶》。《瓠叶》诗见《小雅·瓠叶》，诗作：
幡幡瓠叶，采之烹之。君子有酒，酌焉尝之。
有兎斯首，炮之燔之。君子有酒，酌焉献之。
有兎斯首，燔之炙之。君子有酒，酌焉酢之。
有兎斯首，燔之炮之。君子有酒，酌焉酬之。
颇通周礼的叔孙认为赵武是想用一献之礼。《瓠》描写的正是周代贵族宴饮之礼的过程，“献之”酢之”“酬之”正是完整的一献之礼，所以叔孙才说武要求的是一献之礼。由《瓠叶》诗中的“献”“酢”“酬”而兴起，落实到日常生活的一献之礼，赋诗的形是为“感发志意”而铺展空间，赋诗言志正是从文过渡到生活，从艺术的象征向思想意义的联想展。
二是穆叔赋《鹊巢》。穆叔所赋诗篇见于《召南》，“维鹊有巢，维鸠居之。之子于归，百两御之”。《鹊》本来是一首歌咏女性出嫁的诗篇，以鹊巢鸠占来容女性来到男家带来吉祥好运，受到热烈欢迎，而里则用来“言鹊有巢而鸠居之，喻晋君有国而赵孟之”⑧的意义。如果说赵孟赋《瓠叶》是“连类”的话，里的《鹊巢》则是典型的“引譬”，以男女婚姻，喻君关系，春秋人理解起来毫无窒碍，赵武虽以“不堪”假意推辞，但至少说明已经完全领会，显然这是一种通行的思想原则。
三是穆叔赋《采蘩》。赋诗言志并不仅仅是礼节上的其乐融融，它有着重要的政治使命。所以鲁国的穆叔趁着大国执政兴致正高，立刻用赋诗的方式，表达政治意愿，争取国家利益。《采蘩》亦见于《召南》，诗云“于以采蘩，于沼于沚。于以用之，公侯之事”，蘩不是寻常植物，而是古代的一种祭品，采摘蘩草用于宫廷祭祀。穆叔赋诗唯恐赵孟不解，索性自赋自解，把小国比作蘩草，讽劝大国“省而用之”，这里已经是委婉进谏，讽谕大国的索求不已。这是《左传》赋诗惟一一处自赋自解的用诗例证，从中可以看出赋诗的思想逻辑，首先是把文学中的“蘩”的意义，转化成比喻的意义———小国，然后再引申到邦国的政治意义，由比喻而连类，由艺术而思想，由诗而思，显示了一个逻辑证明过程。
四是子皮赋《野有死麕》。子皮紧承穆叔之意，赋《野有死麕》之卒章，诗谓“舒而脱脱兮，无感我帨兮，无使尨也吠”。子皮赋诗不取全诗，而只赋一章之意，借“无感我帨”“无使尨也吠”，表达“无以非礼相加陵”⑨的曲折政治要求，大国重臣过郑，小国一方面曲意逢迎，一方面委婉进谏，赋诗之中潜藏政治目的，其政治用意与思想逻辑都与穆叔赋诗有异曲同工之妙。
五是赵孟赋《常棣》。赵武所赋诗篇见于《小雅》，全诗八章，以歌颂兄弟之间的情义为主，其首章云“常棣之华，鄂不韡韡。凡今之人，莫如兄弟”，这是一章之首，也是整个诗篇的基调。赵武所说的“吾兄弟比以安。尨也可使无吠”的话，具有总束整个宴享盛会的意义，一是友邦之间的兄弟般感情，一是对鲁郑两国的委婉进谏表示采纳———“尨也可使无吠”，不以大国的武力要挟小国。
从结构上看，戒宾时赵孟所赋《瓠叶》，只能是序曲。而宴享赋诗是从穆叔的《鹊巢》开始的，这样以称颂为主题的诗篇，为整个宴享赋诗营造了一个和乐的气氛，是抒情的基础。而接下来穆叔所赋的《采蘩》，似不经意，却是鲁人真正的目的，影射晋国索求不已，难以承受的事实。而郑国则趁机进谏，规劝大国不以非礼侵陵小国，这才是宴享赋诗的真正主题。最后，赵孟收束全篇，以《常棣》歌颂邦国之间的兄弟友谊，以“尨也可使无吠”回应鲁郑两国的进谏，表示大国仁爱友邦的意愿，一方面是其乐融融的欢快气氛，一方面是棉里藏针的政治交流，在“温柔敦厚”中寄托政治讽谕，这就难怪赵孟生发“吾不复此矣”的感叹。人们在
